窝窝开心网五代时期的“中国”观-古籍

2019-02-26 / 全部文章 / 152 次围观
五代时期的“中国”观-古籍

一、前言
唐昭宣帝(哀宗)天祐四年(907),朱温篡唐,建国号为梁,而后历唐、晋、汉、周各朝,至宋朝建国止,是为五代时期,其间五十四年。五代时期统治的范围大体在淮河以北之地,即华北的中原地区,淮南各地仍有地方政权所建的各国,华北又有北汉之国,造成所谓五代十国时期,此时期形成近古时分裂的开端。除淮河南、北分裂外,又有契丹建国于塞外,复控辖山西、河北的北部,即燕云十六州之地。淮南各地,华中、南、西皆有称号建国者,这确实是各国林立的大分裂时代。
分裂时期里的各国,有其国号、政权、土地、人民等,彼此不相统属,迥异于统一的朝代国家,是以“中国”的词称遂产生变故。原来“中国”词称在先秦时已甚为普遍,所指有多种意义,其中有指为诸夏之领域、中央之国,为后来各朝代共称中国的滥觞。①如《史记》言舜帝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”蔡小豆,是说舜至“中国”受诸侯拥戴为“中国”之共主,夏禹时“九州岛岛攸同”、“中国赐土姓”,是说禹为天下共主,并于国内祚土、赐姓、命氏完成诸侯的分封,实际情形虽尚不能确知,但这些都是指诸夏之地,为天下的核心区。到后来春秋时,“吴疆,陵中国”,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”,当时吴国、秦国都还不看做是诸夏域内,视为蛮夷之区。②蛮夷主要是以文化来区分,族群还未必是清楚的差别,先秦上古时期已形成中、外之别的夷夏观,也是以后历史上传统的观念。③在地理上、政治上,“中国”都具有所指称的对象,族群在其中反而往往易于消失界线,大约就是所谓“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”的观点,虽然是夷狄异族,但能行华夏中国之政教文化,则无异于中国。故而“中国”词称的语境在历史上并不一致,要视当时所指的含意及其应用而定,但总体看,与“华夏”或“中华”不可分离,因之传统的观念成为主流或主轴,中国文化成为华夏或汉文化,政治上仍不脱正统的观念,地理上以中原或统治所及之地,族群上指为汉族或汉化之民。
历史上统一的朝代对“中国”的词称少有争议,也可能是不需要争议而理所当然,但在分裂的时代,情况有所变化,“中国”是指某个朝代之国抑或整个“天下”?是自称或是他称?又是否有其一致的指称?对这方面的探讨少有见及。④五代十国时期分裂的时间不长,五代各朝所称之“中国”,与其他并立各国所指称者,为本短文所疏解的主旨。
二、北方五代各朝的中国观
后梁龙德元年(921,唐纪元为天祐十八年),契丹大军入侵河北,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在镇州(河北正定)行营,出兵迎战。契丹兵因逢大雪,粮草匮乏,冻死者相望于路,于是引兵而退,李存勖领兵随蹑于其后居长龙,每经契丹宿营处,见清整不乱,因而叹许说:“番人法令如是,岂中国所及!”⑤李存勖言“中国”即是指他本身所代表的南方中原有别于契丹,即契丹不在中国之内。后唐明宗时,安州(湖北安陆)节度副使范延荣上奏章献三事,其一是请朝廷不禁南方猪、羊等牲畜过淮河贩卖于北方,但禁止丝绵匹帛等较贵重物品入境贩卖,所为在于“以贵中国”,⑥所指的“中国”仍是指其后唐的本国,亦即其后唐为“中国”。明宗长兴三年(932),契丹遣使要求归还被俘的官员,明宗有意应允,时冀州刺史杨光远(檀)罢郡在京,奏请勿允契丹所求,说:“苟若归之,必复向南放箭,既知中国事情,为患深矣。”⑦所指的“中国事情”,即代表中原朝廷的本国事情。类似的情形是契丹求讨于被俘的将领李和等人,因为李和等人为契丹善战之将领,不当放还,而重要的是李和等人“又在此累年,备谙中国事”,更不当放还其归国。⑧杨光远所说李和等人在后唐数年,熟知国内的情事,与前件事情所说相同,恐即为一事,而他们所说的“中国”,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。
当石敬瑭争夺天下时,恐契丹援立赵德钧,急遣桑维翰见契丹主(辽太宗),桑维翰说劝契丹主若能援晋(石敬瑭)得天下,则“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”侯麦。⑨所说的“中国”,即是指后晋将取代后唐而建立的中国。对于本朝代表、自称的中国,石敬瑭立国建后晋后,契丹以宗主上国的势态干涉后晋的内政,欲扶持王处直之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,石敬瑭的回答是“中国”将校自刺史以上迁任至节度使,有其一定的升进之序,须合于“中土旧规”。⑩说明石敬瑭认为后晋即是代表着中国或中土。由于晋高祖石敬瑭因厚赂契丹而称臣为儿皇帝,得到“中国”的天下,故而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说:因石敬瑭取得天下不顺,常以此自惭,对于国内藩镇过为姑息,而各藩镇或不安分,或心慕石敬瑭所为之事,以为得以成就大业,故而石敬瑭在位的七年中,其藩镇即有六次举兵造反,全因为他所作为带来的后遗症。(11)时镇州节度使安重荣看不惯契丹的傲慢姿态,密结吐浑诸族为援,上表并驰书天下卢士燕,大抵在指斥晋高祖称臣奉表,“罄中国珍异,贡献契丹,凌虐汉人,竟无厌足”。(12)以至于“困耗中国”。(13)安重荣的上奏声言欲与契丹决战,实则有夺位的野心,除素与襄州安重进联结外,又密结契丹幽州帅刘晞,故史载:“盖重荣有内顾之心,契丹幸我多事,复欲侵吞中国”。(14)安重荣起兵以战败被杀而告终,史书载其事,都以后晋朝为中国,即是以“中国”代表正统皇朝,后晋是中国的国号,虽然其实际统治地区仅限于北方部分地区,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。
后晋以代表中国自居金樱子酒,相对于“外国”的契丹,则更如此,石敬瑭说的“中国将校”、安重荣说的“困耗中国”所指皆同,桑维翰见契丹主说“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”之外,在安重荣上表请讨伐契丹时,桑维翰恐石敬瑭犹豫不决,密上疏言不可与契丹决裂争战的七大理由,其中用了“中华之精甲利兵,悉归庐帐”、“南军”、“华人”等来代表中原地区的汉人,又说:“戎人皆骑士,利在坦途;中国用徒兵,喜于隘险”,(15)分别用戎人代表契丹,中国代表后晋。晋高祖虽忍隐与契丹决裂,但后继的少帝则不能维持与契丹的和平。由于少帝遣使契丹的国书是“无表致书,去臣称孙”,表示后晋皇帝(少帝)与契丹国主是孙辈的私人关系,而没有奉表称臣的国家关系,也就是两国之间是对等的关系;故而引发契丹的不满,遣使来指责。当时主政的景延广回告说:“先帝(高祖)则北朝所立,今上(少帝)则中国自策,为邻为孙则可,无臣之理”;(16)仍是以后晋为中国,分别了契丹为北朝,并声称此时的中国不应为北朝的臣属之国十三骇人游戏。
当晋少帝开运二年(945)左右,曾召引契丹的幽州节度使燕王赵延寿来归,延寿与其父亲德钧在石敬瑭与后唐末帝相争天下时即降于契丹,意欲依契丹为援而得天下,但契丹择立石敬瑭为帝于中国。延寿主政幽州,是契丹南面重镇,他仍企望有机会能作为中国的帝王,对于晋少帝的召引,回话说:“久陷边廷,愿归中国,乞发大军应接,即拔身南去”,(17)此话真假未知,恐怕是依违于契丹、后晋之间,则“中国”就是指后晋朝廷了。契丹利用赵延寿控制南方,故当与晋少帝决裂交兵时,曾“许以中原帝之”,而后契丹灭后晋、入汴京,恐数万降军叛变,有意尽杀之,幸赖延寿劝说而止,延寿的说法是“中原”沿边与吴、蜀二国相邻,后晋与二国都有争战,将来如契丹主归国时,“若吴、蜀二寇交侵中国,未知如许大世界,教甚兵马御悍?”(18)此处说的中原、中国同样是指后晋朝之地。他以为要将投降的士卒留作为守御兵马,而契丹兵马当炎暑之时,在吴、蜀之境是难以发挥作用的;赵延寿说服契丹主(辽太宗),因而使后晋降军得以获生活命。延寿在契丹幽州时,敷衍后晋而说思欲归中国,后晋亡国后,少帝与皇后、皇太后、太妃等被迫北迁,在往建州(辽宁朝阳西南)途中,安太妃去世,遗命将骨灰南洒,“庶几魂得返中国也”,(19)生前自中国往异国,死后也要回魂归中国故地;这个“中国”的概念非常清楚。
后唐、后晋以中国自称本朝,对外国契丹也以本朝代表中国。后周世宗赐书南唐李景(璟)说唐末五代“中夏多故……各擅烝黎,连衡而交结四夷,乘衅而凭凌上国”,以致“华风不竞”等等,又赐书南唐将佐说“南邦之土地,本中夏之封疆”,故而“自淮以南,画江为界,尽归中国”,并自称其后周为“大朝”等。(20)周世宗仍以继五代前朝为正统,自居于“中夏”、“上国”、“大朝”、“中国”等称号,又因为契丹势盛,凭凌中国,当然是“华风不竞”了。初南唐因面对后周的强势,图缓冲而提出献六州之地,以“归于大朝”,而后周世宗想要的是江北诸州,始有赐书之事。其后,赵宋继后周立国,也同样继承了五代以来至后周的“中国”态度。
五代时对“中国”词语的应用一方面指大唐帝国代表的中国观,而五代各朝都是自以继唐而成的国家,虽是分裂之局,仍代表着中国,也就是以正统皇朝自居,一方面又是指以汉族生聚之地为中国,对契丹等外族(国)而明确有所区分。所以在后唐末帝时,石敬瑭引契丹兵攻入,《五代史阙文》记载当时父老的上奏说:“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,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”,(21)唐朝也就是中国的整体概念,而五代分裂各国,虽不复有如唐朝一统的中国,但史书仍以继唐的五代各朝为中国的称号。宋初修五代史,是以继唐至五代的正统自居,也就保留了五代时对内各国与对外国的“中国”观念。五代各朝为“中国”这一类的记载,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到:南唐李景领有三十余州之地,史载:“又尝遣使私赂北戎,俾为中国之患,自固偷安之计”。(22)即南唐结交契丹,为患于北方五代朝廷,可以偏安于淮南之地。后唐明宗时,因削夺吴越之封爵,双方终绝往来,“后吴越复通中国”;可见对吴越国而言,后唐代表着“中国”,但吴越对后梁、后唐中原朝廷的态度,如朝贡、要求名号等着眼于自己本国的正统性与外交手段,也因此吴越是以中原各朝为正统;南唐(吴)的情形也是一样。而吴越又以独立的国家态度与日本、契丹、朝鲜半岛三国(地)进行外交往来。名义上,吴越、南唐等是以五代各朝为正统,受册封为藩国之君主,实际上对内或对中国之外各国是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展开的外交关系,整体来看,就是多国的国际关系。(23)后梁朱温开国,王审知受封为闽王李谷一简历,其时杨行密据有江淮之地,窝窝开心网 故史称“闽中与中国隔越”,(24)以首开五代之局的后梁为“中国”。同样的情形在据有岭表的南汉也是如此,刘陟建国号大汉,称“中原多故”,予后唐庄宗的聘书亦称“大汉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”,自认后唐为皇帝的正统朝廷,而大汉是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。因唐庄宗不能制御远方,故史书记载说:“南海贡亦不至,自是与中国遂绝”鸿蒙玄修,“(刘陟)又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,其妄自尊大,皆此类也”。(25)仍是以在中原的五代朝廷为“中国”。
王衍袭其父王建立国(前蜀)的基业,史书说:“时中国多故,衍得以自安”,即指后梁、后唐相争于北方中原之地,指之为“中国多故”。及后唐建国灭后梁林晓筠,王衍致礼称“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”,情形与南汉相同,即内自称帝建元立国,而对五代朝廷仅自称国主,上奉五代各朝廷为皇帝之尊。唐庄宗遣使李严至前蜀报聘,与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谈论中原大事,多述唐庄宗的建国功业,史载“因言中国近事”。(26)所谓“中国近事”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。看来史书“中国”词语的指涉,在宋前五代十国时期是指继唐立国的五代各朝,其他南方各国并不称“中国”,而以分裂的地方政权之国而看待;承认分裂的事实,各国并立。至于对西、北等边区未能掌握之地,则更能看出视之为“夷狄”,如同李严说契丹“但以天生四夷,当置之度外,不在九州岛之本,未欲穷兵黩武也”。(27)所谓“九州岛之本”,是传统的“中国”概念,虽嫌空泛但略有所指,大抵是说中国的本部,以汉族或华夏民族生聚的本土为范围,而政治上是指秦汉以来疆域所及之地,文化上是指儒家礼教施行之域。在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,“九州岛之本”是指中国,而中国的代表即政治上的正统皇朝是指五代各朝,这应是当时“中国”一词语境的两个方面。对于边区除契丹外,史书记载五代时吐蕃微弱,回鹘、党项分据各地,但也正值“中国衰乱”而不能抚有其地,唯有甘、凉、瓜、沙四州“常自通于中国”。后周时沧州留后折逋嘉施前来请命,枢密使王峻即建言说:“凉州深入夷狄,中国未尝命吏”,请遣派人往凉州,结合当地“中国留人子孙”为将吏;但后因难以安抚而撤出,“凉州遂绝于中国”。(28)这是以凉州“夷夏”杂处之地,是否属“九州岛之本”?恐怕难以明确,“中国”指的是五代各朝,“中国留人子孙”指的是汉族子民,当系唐朝时移往该地区的。吐蕃、回鹘、党项的记载也以“数至中国”或“时通中国”、“诸夷皆入市中国”,来说明与五代各朝往来情形,(29)此不赘述。
“中国”在五代时期指汉族天下的国家,而以五代各朝为代表,有时也含有汉族之意,如后梁、后唐之际,卢文进引契丹攻新州各地,掳获士女“教其(契丹)织纴工作,中国所为者悉备”,(30)这是指汉族士女的纺织工艺技术,属于农业民族“中国”的特长,游牧民族衣皮毛,不谙这种“中国所为者”,得到汉族的工艺技术,这方面也就“悉备”了。当契丹辽太宗灭后晋不久即撤出中原,随行北走的汉人众多,冯道因“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”,出财物为之赎身,(31)这些中国士女即是中原后晋的汉族士女。中国之人实指汉族子民,狭义的范围是指对象的地区或国家之人。这种史书的记载所指在《新五代史》也可看见,如辽太宗灭后晋,曾问冯道说:
天下百姓如何收得?道为俳语以对曰:“此时佛出救不得,惟皇帝救得。”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,赖道一言之善也。(32)这里的“中国之人”自是指中原的汉族,而具体对象应是说后晋国内之人。《新五代史》对“中国”的词称书写大体上与《旧五代史》相似,指的是五代为代表的朝廷国家,如说后晋末“契丹陷京师,中国无主”,(33)所记为南唐事,但以后晋为中国。又如后唐庄宗入汴,南汉刘龚心有所惧,遣使“入询中国虚实”,(34)所记为南汉事,但仍以后唐为中国。由此可见《新五代史》对“中国”词称之应用与书写,基本上是承《旧五代史》而未改变。两五代史为宋人所修纂,虽是后人追记史事,反映出其时的历史观念,但仍据五代时实录与其他史书修成,尤以《旧五代史》为是,《五代会要》亦复如此。而《新五代史》除薛史与五代实录外,又得见十国实录、史籍等,概言之,追记的前史,反映当时的原貌记事所在仍多。(35)在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,五代各朝自居为中国,而南方各国也认为其本国并不能代表中国,反以为北方中原之地的五代各朝是代表着中国。《五代会要》述及外族如回鹘言“其后时通中国,世以中国为舅”,此言唐朝时之情形,自以唐为中国无疑,后为薛居正写五代史所本,即皆参据五代的实录而来。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,本名曜屈之,因“慕中国之名,故改为德光”,述党项于后唐明宗时,明宗言:“外蕃朝贡,中国赐银”,述高丽时“前王姓高氏,世通中国”,述渤海,言唐高宗时平高丽,“徙其人散居中国”,述占城,言“占城国在中国西南”等。所记述的“中国”,从文意上看,有时指中国一个时期的朝代,有时是对中国的通称。五代时人自身分别蕃汉,也是如此石油菜,如平居诲说“吐蕃男子冠中国帽”,又说瓜、沙二州多“中国人”,服饰器用多用玉,“今中国所有,多自彼来耳”,(36)这种说法在五代前已是传统,五代时人仍沿用此种概念式的自称。王溥为五代时人,入宋后则为宋臣,书写五代典故极切合其身份,其所闻见及史料也有根据,故而他述外族(国)时所说的中国,即是指唐朝与五代各朝,很能代表五代与宋初人的看法。
三、其他各国的“中国”观
《五代会要》及《五代史》所据以五代实录为主,亦参考其时各国的史料,大体上是采用当时人的记录为本。五代时人所记的史料至今可见者尚有几种,虽然多为辑本,不过还保留了原貌,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在五代人的记述中,尚未见地方各国以本国自居为代表中国,反而有以北方五代朝廷为“中国”、“中原”朝廷,如吴越武肃王钱镠,他临终前教谕第七子元瓘说:“子孙善事中国,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”,(37)显然看待北方五代朝廷是中国的代表,即便北方政权有所更易,仍是代表中国,吴越乃地方之国,“事大”就是事奉中国正统朝廷。对于蕃夷外地而言,五代人无疑是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自称。如后唐时,记兆验之语说:“蕃中驼马牛羊,无巨细,皆头南而卧”,这景象被认为是:“中国之兆,盖自数百年来相传有准,必恐鲜卑入华矣!”(38)预测验像以中国相传之说,恐怕是夷狄将入中国之兆陆翊,当时预言指契丹后来援后晋灭后唐之事。谈论契丹入侵如同匈奴“夷狄异类”,“猾夏乱华”,契丹是“横行中原,兴晋灭唐”,(39)至于契丹草地异兽,当然是“华夏所无”,故而言“中华有眼未曾识”。(40)所称的“华夏”、“中华”无异于是指中国。
中原的五代朝廷与南方各国间,由公文书信里尚可看出其间的态度。后梁建国次年(开平二年,908)遣使通聘于前蜀(武成三年),国书中说:
且念与皇帝八兄,顷在前朝,各封异姓……两国愿通于情好,征曹刘之往制,各有君臣,近楚汉之前踪,常分疆宇。(41)后梁仍视前蜀为“平等”之国,梁、蜀之于前朝唐而言,都是藩镇出身,至此是“两国”各异,有如三国时曹魏与刘蜀,项楚与刘汉一般,各有其疆域及政权国家。如此,前蜀的回复国书也答说道:
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……窃念早岁与皇帝共逢昌运,同事前朝……此际与皇帝共分茅土,共统邦家。……永言梁、蜀之欢,合认弟兄之国。(42)蜀、梁二国互称国君同为其国的皇帝,仍表示是平等的两国,在唐时是“同事前朝”,而今是“同分茅土,共统邦家”,两国间要“合认弟兄之国”。梁、蜀双方的国书在平等国家的态度上是很好的例子。类似的例子如后唐庄宗时,于前蜀的咸康元年(925),曾致书修好,所说“来追唐、蜀之欢”、“吾皇迥感于蜀皇”,(43)仍视为平等分立的二国;这或是后唐庄宗对蜀国客气的话语。前蜀的臣僚在国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,并不如吴越的武肃王一般视五代之朝为中国的代表或正统朝廷,而认为中国分裂成各国,即“共分茅土”之意。如(前)蜀后主王衍欲行巡秦州,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谏说:
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,信币交驰……方今岐阳不顺,梁园已亡,中原有人,大事未了。……候中原无事,八表来王,天下人心,咸归我主。(44)言中是将后唐视为中原朝廷,如同前朝的后梁一般,而前蜀国也是一国,仍可以待“八表来王”,甚至收天下人心而成天下之主。以天下为“中国”的意涵似不明确,但区别中原与天下,梁、唐为中原之国,而中原朝廷并不能代表中国或天下,意思中有天下(中国)分裂,各据有其国,而国家地位应是平等的。在前蜀皇帝王衍而言,也是说“北有后唐霸盛,南有蛮蜑强良”。(45)所说的后唐不过是北方中原的一个强国,似未看后唐为唯一正统朝代或能代表天下。不过,在形势变化时,对外的态度仍有相应的表示,如前所言,当唐庄宗灭后梁,蜀国有所忧惧,于是蜀国对后唐即以“大蜀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”了。其后,当前蜀灭亡,王衍遭诛杀,蒲禹卿有哀痛感怀诗句说:“非干大国浑无识,都是中原未有人”,(46)后唐为中原大国,仍攻灭后来上表称臣的蜀国。
后唐灭前蜀,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应顺元年(934)称帝建立后蜀国。两年后,石敬瑭得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建国后晋,同样遣使到后蜀建交,国书中说:“大晋皇帝奏书皇蜀皇帝”,又说“方鼎足以分疆,宣邻好之讲睦”等,(47)如同后梁、后唐一样,视蜀国为鼎足而立之国,持有平等国家关系的态度。但到后周建国于中原,世宗归放秦、凤所俘还于蜀,后蜀皇帝孟昶致书答谢,并要与后周世宗“合叙乡关之分,以陈玉帛之欢”,自称为“大蜀皇帝”,后周世宗未有答书,似不屑承认蜀的平等地位洪文安,孟昶深表不满说:“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,尔方鼠窃作贼,何得相薄邪?”(48)似以为后周政权亦不过是阴谋篡窃立国,未必较后蜀高明云同网,自然心中颇有不平之气。
五代时人的记载与宋人史书对“中国”的观念略有出入。前文提到南汉刘陟致书后唐庄宗,称“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”,又曾称“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”,是种矛盾的态度,可能的解释是“内帝外王”的做法,即对后唐尊为皇帝,自居为地方“受封”的国王,而在内则自居为帝,等同于后唐之国一般,也就是各有其国、各有其帝之意。对于前蜀王衍致书后唐,史书也记载说是“大唐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”,又说中原后唐之事为“中国近事”等,则与五代时人所记载有异。后梁、后唐、后晋三朝都与前、后蜀有国书往来,如前面所述,应是互称皇帝的两国,且有平等地位的二国关系,不如史书上所言蜀国自居为地方“国主”,而奉中原为中央“皇帝”,这其间的差距应是宋初修史时,宋人以继五代而来的正统观念所致。
四、结语
“中国”词称的起源、运用及其意涵由来已久,在历史上各朝代都不乏所见,通常在统一的时代里,虽然所指有不同的对象,如文化上、地理上、政治上等,但都较有一致的看法,自述性的或他者所指谓的也都少有争议;成为“中国”词称的一种传统。然而在分裂的时代,是否仍然一致或有分歧?应是值得考察的问题。此外,分裂时代的各朝(国),关于其本身的政权或国家,以及对其他各国,关于政权或国家的定位方面,应该也可由其中反映出来。
自唐亡后,相继建国于华北中原之地的五代,除后汉享国仅四年,一时未见相关资料外,其余各朝在对外族如契丹、于阗,都自称为中国,是自认为正统并承袭前此“中国”意涵;而对于淮南等地分裂的各国,亦是如此。至于当时北方最有势力的敌国契丹,虽然也有以正统自居的观念,但同样以五代各朝为中国,有如汉朝与匈奴之形势,南北分据天下,各自为华夷两国,此种形势与中国观延续至契丹、北宋和南宋。(49)
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,在中原立国的五代各朝虽以正统自居于中国,但对分裂的局势仍有现实的承认,在公文书中可以看到对于对方的关系,不论称“国主”或“皇帝”,都是对其国家政权的承认,亦即天下分裂,各有其国;同样也显示分裂的各国也自认其国家的合法性。在大唐天下国家覆亡,各政权有其地而立国,理应平等而不分主从,天下非必然为一姓之天下。不过五代各朝在中原之地,其政权取自大唐的中央朝廷,以为改朝换代有其政统,也具有法统,故而以正统自居,淮南等各国就有些政权视五代各朝为正统中央,自居国主而上书皇帝者,如吴越、南汉等。然而亦有视之为对等之国而“同分茅土”者,如前、后蜀。但现实形势会因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,如唐庄宗与前蜀的关系,由平等修好至蜀国主上表后唐皇帝,而后周世宗与后蜀关系亦复如此。整体来看五代各朝的自大与自居正统是较为明显,对分裂各国只作现况的承认,因局势改变即有调整的空间,此种情形延续至宋朝的立国与统一。
注释:
①参见王尔敏:《“中国”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》,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,台北市:自印本,1977年版,第441-480页。文中以先秦五十三种载籍考察“中国”词称总数为178次,究其意旨约有五种,其一谓京师之意,其二谓国境之内之意,其三谓诸夏之领域,其四谓中等之国,其五谓中央之国。
②帝舜参见《史记》卷一《五帝本纪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山阴路的夏天,第30页;夏禹事见《史记》卷二《夏本纪》,第75页;吴国事见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198页;秦国见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202页。
③参见王明荪:《论上古的夷夏观》,《中国民族与北疆史论:汉晋篇》,台北市:丹青图书公司1987年版,第19-67页;《史记》中又有些例子,说明中、外,夷夏之别,如《天官书》中言天文历象,以“外国”、“中国”区分星象所示,中国的地理位置、山川的流向,星象与中国、胡貉、夷狄所主不同等。参见《史记》卷二七《天官书》,第1325、1328、1347页等。司马迁这些观点可代表汉朝时人的看法,也应是总结先秦以来的看法。
④分裂时代的中国观,笔者曾作《北宋的中国观——以“中国”词称为主的讨论》,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:《宋学研究集刊》第二辑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-38页。本文虽以北宋为主的讨论,亦兼论及宋对分裂各国、辽国等。
⑤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七《契丹传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,第1829、1830页。
⑥《旧五代史》卷六五《高行珪传》,第867页。
⑦《旧五代史》卷四三《明宗纪第九》,第591页。
⑧《旧五代史》卷八九《杨光远传》,第1290页。
⑨《旧五代史》卷八九《桑维翰传》,第1162页,引注《通鉴》文(《旧五代史考异》);另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○《后晋纪一》,高祖天福元年条,台北市:世界书局1974年版,第9156页。
⑩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八《王庭胤传》,第1150页。
(11)《新五代史》卷五一《安重进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586页。
(12)《旧五代史》卷九八《安重荣传》,第1302、1303页。钱景峰
(13)《旧五代史》卷七九《高祖纪第五》,第1048页。
(14)《旧五代史》卷九八《安重荣传》,第1304页。
(15)《旧五代史》卷八九《桑维翰传》,第1164、1165页。
(16)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八《景延广传》,第1144页。
(17)《旧五代史》卷八四《少帝纪第四》,第1118页。
(18)《旧五代史》卷九八《赵延寿传》,第1312页。
(19)参见叶隆礼:《契丹国志》,台北市:广文书局1992年版,第41页。
(20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一六《世宗纪第三》,第1543-1546页。
(21)《旧五代史》卷四八《末帝纪下》,注引文,第668页。
(22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四《僭伪列传第一》,第1787页。《旧五代史》将其时分裂各国都列入为“僭伪”,自将之排除于正统之外,也就不会许之于“中国”之号,《新五代史》则将各国置于“世家”,也未许以正统王朝朗生狗粮,不过视之为中国分裂时的地方政权。两五代史书加于各国名号不同,其实质意义则相同。
(23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二八《裴羽传》,第1690页。吴越与南唐及对中原五代朝廷的关系,参见Edmund H. Worthy, Jr. "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Wu Yueh, 907-978", Morris Rbssabi, ed., China among Equals,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3, pp. 17-44。
(24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四《僭伪列传第一》,第1792页。
(25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五《僭伪列传第二》,第1808、1809页。
(26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六《僭伪列传第三》,第1820页。李严与宋光嗣“因言中国事”的内容,参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七○《李严传》,第929、930页。
(27)《旧五代史》卷七○《李严传》,第930页。
(28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八《吐蕃传》,第1839、1840页。
(29)吐蕃、回鹘参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八《吐蕃传》、《回鹘传》,第1841页;党项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八《党项传》,第1845页。
(30)《旧五代史》卷九七《卢文进传》,第1295页。
(31)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二六《冯道传》,第1660页。此冯道之功德事,《新五代史》未载。
(32)《新五代史》卷五四《冯道传》,第614页。
(33)《新五代史》卷六二《南唐世家第二》,第771页。
(34)《新五代史》卷六五《南汉世家第五》,第812页鄂友三。
(35)参见郭武雄:《五代史料探源》,台北市:“商务印书馆”1987年版,第98-118页。
(36)回鹘、契丹、党项、高丽、渤海、占城,参见王溥:《五代会要》,台北市: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,第448、456、462、470、473、479页;平居诲所言,参见平居诲撰:《于阗国行程录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,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,第1941、1942页。
(37)参见钱俨:《吴越备史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一,第6231页。
(38)参见王仁裕:《玉堂闲话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五,“蕃中六畜”条,第1932页。
(39)参见王仁裕:《玉堂闲话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五,“胡王”条,第1934页。
(40)参见王仁裕:《玉堂闲话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五,“耶孤儿”条,第1933页。
(41)参见句延庆:《锦里耆旧传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六,第6034页。
(42)参见句延庆:《锦里耆旧传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六,第6035、6036页。
(43)参见句延庆:《锦里耆旧传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六,第6038页。
(44)参见王仁裕:《王氏闻见录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,“王承休”条,第5837-5839页。
(45)参见何光远:《鉴戎录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七,“仿十在”条,第5918页。所记之事与居白《幸蜀记》同,唯记载成“北有后唐,南有蛮诏”,参见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,第5960页;又见张唐英:《蜀祷杌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上,“十臣文”条亦有同样记载。(第6082页)
(46)参见何光远:《鉴戎录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卷七,第5921页。
(47)参见居白:《幸蜀记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,第5971页。
(48)参见居白:《幸蜀记》,傅璇琮、徐海荣、徐吉军主编:《五代史书汇编》,第5974页。周世宗放还秦、凤降军事,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一七《世宗纪第四》,第1561、1562页。世宗未答书,系因“(孟)昶本生于太原,故其书意愿与帝(世宗)推乡里之分,帝怒其抗礼,不答”,显然后周世宗以正统天子自居,不屑于蜀国的地位。
(49)参见前揭拙作《北宋的中国观——以“中国”词称为主的讨论》,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:《宋学研究集刊》第二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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